訪問嘉賓：

　　金興明：全國人大代表 楊浦區(qū)委副書記、區(qū)長

　　沈志剛：全國人大代表 民盟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

　　沈 雯：全國政協(xié)委員 上海市工商聯(lián)副主席

　　“我們不僅要通過發(fā)展經濟，把社會財富這個‘蛋糕’做大，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‘蛋糕’分好。”溫家寶昨天在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表示，堅決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。從深層次對收入分配進行調整，是決定 “結構調整之年”成敗的關鍵環(huán)節(jié)，也成為兩會中代表委員關注的一大焦點。

　　記者：近十幾年來，居民收入占中國的國民總收入比重不斷下降。全國總工會近期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，有23.4%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；75.2%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。

　　沈志剛代表：主要原因是國民收入這塊大“蛋糕”，分給企業(yè)利潤和國家財政太多，分給老百姓的份額較少，大家普遍覺得付出和收獲有差距。與發(fā)達國家相比，我們的資金更多用于發(fā)展經濟和集中建設方面，而不是提高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，致使居民消費能力偏低。

　　沈雯委員：國民收入在政府、企業(yè)與居民之間的分配失衡，是老百姓財富水平低的主要原因。由于國企依靠壟斷地位獲得大量利潤，過去30年中國經濟飛速增長，但經濟成果并沒有在政府、企業(yè)與居民三部門之間公平分享。而政府保持較高的稅率，對居民的轉移支付不足，多年以來我國政府財政收入與企業(yè)利潤增長均顯著快于居民收入，導致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不斷下降。

　　金興明代表：經濟得到發(fā)展的同時，更要考慮到惠及民生，這是相輔相成的。應當改變目前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當中比重過低、增速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現象。目前，我國正加快推進經濟發(fā)展方式轉變，在調結構、促轉型的過程中，要擴大內需，提高消費，首先就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構，尤其是農民、低收入群體，否則很難拉動內需。我們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推出的“家電下鄉(xiāng)”、“汽車下鄉(xiāng)”，其實是對農村未來消費的提前激發(fā)。通過幾十年的經濟發(fā)展，我們累積了一定的財富總量，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時機已經成熟。

　　記者：要進行深層次收入分配調整，突破點在哪里？

　　金興明代表：要解決目前收入分配制度暴露出來的種種弊病，應該做好 “三個調節(jié)”。首先，要提高勞動收入總量在國民經濟總量中的比例，使得勞動收入增速略高于國民經濟的增速。其次，在一次收入分配格局中，要提高工資性收入和知識、創(chuàng)新收益在一次分配所占比重，創(chuàng)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；第三，二次分配要向低收入群體傾斜。同時，公共財政應更多投向公共福利、公共事業(yè)，使廣大老百姓在公共福利的享用上實現均等化。

　　沈志剛代表：收入分配調整中，要關注城鄉(xiāng)居民存在的收入“剪刀差”現象；關注壟斷行業(yè)收入過高的現象，嚴格規(guī)范國企、金融機構高管的收入，并完善監(jiān)管辦法。而最需要關注和解決的，就是最底層居民的收入保障問題，尤其是農民工群體。他們人數眾多，但收入待遇太低�，F有的社保制度又不夠完善，農民工在社會保險、醫(yī)療、教育等方面缺乏保障，這與他們對城市的實際貢獻不相適應。

　　政府應該在二次分配上下更多功夫。只有在效率優(yōu)先的基礎上兼顧公平，如提高最低生活保障，推進稅收改革，讓農民工自由流動，給予所有人公平的就業(yè)機會，平等享受公共資源的權利，中國才能夠完成收入分配的深層次調整。

　　記者：大家都提到了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(jié)作用。那么，政府在財稅政策上如何進行有效突破呢？

　　沈志剛代表：政府應盡快啟動財政政策改革，通過稅收政策來調整收入分配中的差距。在個人所得稅政策上，不應“一刀切”�，F有的個稅政策沒有考慮家庭的實際負擔情況，對交稅后納稅人經濟情況的變化，如教育支出、重大疾病、突發(fā)變故等導致家庭經濟結構變化的因素都沒有考慮進去。

　　要縮小收入差距，應盡快建立社會保障的個人所得稅退稅制度。以往我們的退稅主要出于刺激經濟增長的需要，而它更重要的是擔負起社會保障的功能。退稅制度符合公平原則，即多得多交稅同時也能多退稅；也使公民切身體會到“稅收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”�？梢钥紤]先在一些大城市進行試點，逐步實施。

　　沈雯委員：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，需要政府積極減稅，實施藏富于民、藏富于企業(yè)。積極財政政策不僅應體現在“增支”上，更重要的是應該大規(guī)模減稅，這不僅能夠減輕企業(yè)和民眾的稅收負擔，刺激民間消費和投資；還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行政干預，推動政府的職能轉型。

　　【場外連線】

　　每年加工資，是意外驚喜

　　黃憲祖 南京東路街道總工會副主席

　　“我們流浪，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又一個世紀。我們見證這個城市的日新月異，但這萬家燈火卻離我們很遠。”在上海餐飲業(yè)干了近20年的一位農民工曾向我發(fā)出了這樣酸楚的喟嘆。從事工會工作已有多年，在對一些企業(yè)的走訪中，我了解到一些農民工的生活和工作情況，提高工資收入是他們最大的期盼。

　　這些農民工干的活大多是臟、累、重活，但收入卻很低，許多人的月收入幾乎就是城市最低工資的代名詞。雖然，這幾年一直在推進工資增長，但事實上他們的工資增長率非常有限。

　　為了節(jié)省開支，農民工往往“群租”，除去衣食住行的必要開支，每月收入所剩無幾。另外，農民工的綜合保險的參保率仍然偏低，原因之一就是保障水平低，即使參保后農民工也不能像在職職工一樣享受門診醫(yī)療。

　　農民工迫切期待，工資收入能否再多一點，社會保障能否再完善一些。

　　(本報北京3月6日專電)